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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孔德学校的关系并不怎么深，但是却也并不很浅。民国六年我来北京后便出入于孔德，十年在那里讲演过一篇《儿童的文学》，这已是十三年前的事了。以后教了几年书，又参与些教材的会议，近来又与闻点董事会的事情，这回学校纪念日要我写几句文章，觉得似乎不好推辞，虽我所能说的反正也总是那些旧话。
民国二十三年间教育宗旨不知道变成怎么样子了，然而孔德是有它的宗旨的，我相信这在现在也还是没有变。说什么宗旨，像煞有介事的，老实说就只是一种意思，想让学生自由发展，少用干涉，多用引导罢了。且莫谈高调空论，只看看普通幼稚园的办法就行，孔德学校的理论也只是一个园，想把学生当作树木似的培植起来，中国有句老话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原来也是这个意思。这件事情却是实实在在是“难似易”。前两天我在一篇小文章里说过：“福勒贝尔（froebel）大师的儿童栽培法本来与郭橐驼的种树法相通，不幸流传下来均不免貌似神离，幼稚园总也得受教育宗旨的指挥，花儿匠则以养唐花扎鹿鹤为事了。”这种情形悠悠者天下皆是，园艺之难得正鹄，盖可知矣。
我常想中国的历史多是循环的，思想也难逃此例。这不晓得是老病发作呢，还是时式流行，总之事实还是一样。有一时谈文化，有一时崇武力，有时鼓吹民主与科学，有时便恭维国粹与专制，三十年来已不知转了几个圈子。政客文人口头笔下乱嚷胡写，很是容易，反正说转去是那一套，翻过来又是这一篇，别无实际变化，落得永久时髦。苦只苦了实在办事的，特别是教育家。受教育者是人，人到底不是物件，不好像耍猴似的朝三暮四地训练，而且人才也不是朝三暮四地训练所能成功的，这需要十年以至百年的确定的教育才行，而在中国不幸这是做不到。要说孔德特别怎么了不得原也未必，但它有一贯的意思，就是认定它教育的对象是儿童，儿童是什么，智力体力是如何，去相应的加以引导，如此而已。这个本来是很平凡的意思，但因此便使它要遇见多少困难，赶不上时髦还在其次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表彰的。譬如像广州那样，勒令小学生读那读不懂的唐明皇注本《孝经》，又如苏州那样，叫小学生站在烈日下举行什么礼仪作法考查会，结果是七十多个学生晕倒了五十多个，这种问题是正在沿着铁路爬，迟早会得遇见，要烦孔德费了种种心思去对付的。我想孔德从前千辛万苦的弄下来到了现在，此后自然还要继续地千辛万苦的再弄下去，那是不成问题的，我只想敬赠孔德的同事同学们一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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